2026年10月5日，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施政演说里把中国称作“重要邻国”。 而就在一年前，她下令驱逐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的时候可没如今这么客气，而就在11月8日，中时新闻网写了一篇文章，标题为《呛斩首高市，薛剑为何没被驱逐？ 日媒：北京扬言加倍奉还》。 一年时间，中间究竟隔了一本什么账？ 这事还得说到2025年11月7日，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询时说，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“存立危机事态”，日本自卫队因此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。 这句话被中方认定为越过了1972年以来日本政府的既定立场，于是一周之内，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发布“斩首言论”，矛头直指高市本人，然后日本人不满意了。 日本执政联盟内部炸了锅，自民党保守派要求赶人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，高市就把官房长官木原稔和外务省高层叫到首相官邸，下了一道指示：告诉中方把薛剑召回，不然就列为“不受欢迎人物”驱逐出境。 “不受欢迎人物”是《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》第二十三条给接受国的一把快刀，这条公约写得很清楚：接受国可以随时通知派遣国，宣告某位领事官员为不受欢迎的人，而且不需要给出理由。 日本外务省闭着眼都能办完这道手续，一纸通知，薛剑就得走。 高市早苗的剧本大概就是：日本赶一个，中国大概率赶一个日本驻华总领事回去，两边各出一拳，国内保守派拿到交代，外交上回到原点。 只是她漏算了一件事：北京不打算按她的汇率结算。 在日媒爆料中，原来在2025年11月18日，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彰飞到北京，当面向时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传话：日本在考虑驱逐薛剑。 而刘劲松没有接“1比1”的话头，他点了日本驻华总领事的名字，回了一句： 你们赶一个，我们赶两个。 之后金井正彰把这句话带回东京，高市早苗看完报告，竟是暂缓了驱逐令。 日本政府后来对《读卖新闻》解释，这是“为了保留对话空间，所做出的极限判断”，话说得体面，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一换二，扛不住。 刘劲松为什么点“总领事”的名，而不是随便说一个数字？ 因为日本在中国内地的总领事馆分布本身就带着脆弱性，上海、广州、沈阳、重庆、青岛，五座城市五座馆，驻沈阳的总领事是从重庆馆抽调过去的，实际在一线运转的总领事只有四位。 刘劲松说“两个”，拿走的就是实际总领事的半壁江山。 其中上海那一座尤其要命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管辖范围覆盖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，上海一地的日资企业据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方面的说法超过一万家，规模在全球城市里排第一。 日企在长三角遇到签证、劳务、合规、突发纠纷，第一通电话打的就是总领事馆，砍掉两个总领事，等于砍掉在华日企日常运转的两根拐棍。 日本经济界比首相官邸更早闻到味道，中国日本商会2026年6月发布的白皮书覆盖了8102家在华日资企业，85%的企业选择维持或扩大在华业务，21.3%明确计划在未来一至两年扩张。 日本企业在全球有超过7万个海外网点，其中3万个扎在中国。 帝国数据银行的另一组数字显示，在华日企数量已从巅峰期的近14000家降到约12000至12700家，创下近15年低点。 企业数量在收缩，留下来的却在加码，说明中国市场对日本企业的分量不是变轻了，是变得更集中、更经不起政治折腾了。 高市早苗盯的是保守派票仓，《读卖新闻》2025年11月下旬的民调里，近6成受访者支持她对中国的强硬姿态。 一张驱逐令能赢国内喝彩拉满，代价看起来只是调回一位驻华总领事，她在首相官邸的算盘上拨了一下，觉得划算。 一年之后，同一张民意牌换了颜色。 2026年9月26日至27日《朝日新闻》的全国电话民调显示，57%的日本受访者认为高市应当加大力度改善对华关系，认为没必要的只有35%。 即便在高市内阁的支持者里，51%的人也认为该改善对华关系。政治人物从民调里读到的信号，保质期比想象中短得多。 高市早苗放下驱逐令之后，中日高层对话并没有因为她“留了余地”而回暖。 2026年9月，日本前外相岩屋毅带着50名日资高管访华，在北京见到了王毅和何立峰，这是10个月来中日之间少有的拿得出手的高层接触。 王毅在会谈中的要求没有变：高市撤回涉台答辩。 所以高市在10月5日的施政演说里把中国叫“重要邻国”，但“存立危机事态”那句话还躺在国会会议录里，一个字没动。 最后薛剑没有走，2026年9月24日，他还出现在大阪的国庆招待会上，说出了那句被日本媒体反复引用的“反华厌华世界冠军”。 他的大阪任期在第六个年头画上句号，日本没能赶走他，他自己站完了最后一班岗。 此外，普通读者容易把总领事馆想成一块牌子、一面国旗、一位穿西装的外交官。 但对在长三角开工厂、在珠三角做贸易、在成渝设分支机构的日本中小企业主来说，总领事馆是签证加急的窗口，是员工被扣时的交涉渠道，是合同纠纷里能出面递话的人。 日本在中国实际运转的四位总领事，管的恰恰是日企密度最高的几块地方。 上海领区覆